“雪莉悲剧”揭开惨烈的韩娱圈生存现状

　　雪莉去世后，在SM娱乐公司发布的声明中特意选了一张她笑得灿烂的照片。

　　雪莉去世前曾在节目中提到“网络暴力”。

　　f(x)成员就是经过严格的练习生训练而挑选出来的。

　　一个月前，曾出演过《海盗》《真实》等影片的韩国女演员兼歌手、前f(x)组合成员崔雪莉在首尔京畿道家中死亡，终年25岁。基于雪莉身边人有关其患有抑郁症的陈述，警方初步判断死因是“极端性选择”致死。而就在雪莉去世两年前，同为SM公司的男歌手、SHINee组合成员金钟铉烧炭自杀。

　　钟铉和雪莉的相继离世，令当下韩国偶像明星的生存状态再度引发世人关注。

　　雪莉去世不久SM娱乐公司打造的始祖级偶像团体“神话”成员金炯完在社交媒体发声，指责公司面对艺人的心理问题一味劝服药物，缺乏良性的帮助和疏导。而雪莉生前曾经要求公司应对网络恶评的往事也被挖了出来。这让经纪公司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成为众矢之的。

　　对此，曾供职于SM公司、现任缔壹娱乐创始人的司捷直言：“艺人自杀的背后，一定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目前来看网络暴力是概率最大的，韩国网络环境尤为突出。”

　　而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工作压力，抑郁症并非只存在于娱乐行业。曾在韩国娱乐公司工作多年的张静强调：“普通公司也会有员工患抑郁症，这是韩国整个社会的问题，韩国人活得比中国人压抑多了，天天喝酒，喝到后半夜，领导不走员工也不敢走。作为韩国的支柱产业，这样一个发展了二十余年并且已实现高度工业化的偶像艺人培养体系，‘隐疾’一定是存在的，但并不能因此忽视它的成功。”

　　A

　　韩国艺人抑郁症高发

　　据一份不完全统计，2005年至今韩国演艺圈已有近30人因抑郁症或疑似抑郁症自杀。

　　曾经出演《女高怪谈》《宫女》《向着炮火》的韩国女演员朴真熙在2009年发表的延世大学社会福祉专业硕士毕业论文《演员的压力和抑郁，以及自杀想法相关研究》中写道：“演艺人中有38.9%患有抑郁症，40%有过自杀的想法。”这篇论文的结论表明，过度的私生活曝光、恶评、不稳定收入，以及对未来的不安感，都是艺人患抑郁症和自杀冲动的原因。

　　和雪莉同为SM公司的艺人金钟铉在2017年12月烧炭自杀，他在遗嘱中写道：“我无法战胜它，我厌恶我自己，不管怎么对自己说要打起精神来，也找不到答案……如果问我为什么死了，我会说是因为累了。”

　　雪莉在去世不久前的一档节目中也曾经吐露自己患有社交恐惧症和恐慌障碍，并且因为抑郁症已服用了三年精神科药物，她在节目中称：“崔真理(崔雪莉原名)内心是灰暗的，但在外面必须要假装阳光。”和雪莉亲近的某位女子组合成员在出事后告诉媒体，雪莉曾经多次说过感觉“活着太累”。

　　除了被确诊的抑郁症患者，正在饱受精神压力折磨的艺人比比皆是：最近刚刚以新组合SuperM成员身份在美国出道的金钟铉生前队友李泰民在采访中吐露生活在公众的视线之下，要时刻注意自我管理，事事都要小心，让他很辛苦;今年7月，女子组合TWICE的成员名井南因为极度的心理紧张中断了活动，医生诊断为不安障碍。

　　女子组合EXID成员Hani曾经在某档综艺节目中谈到如果合约期满，最想成立心理咨询公司，为偶像练习生们提供心理治疗，因为“练习生时期同苦同乐的朋友们必须要互相竞争，这个现实太艰难了。”

　　作为明星，这些年轻人要时刻谨言慎行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丝毫轻浮的话语和行动，就会招致过度的责难，甚至会被要求“道歉”，就连谈恋爱也像是犯罪，需要向粉丝道歉。这些常人根本无法承受的压力，被加在了这些十几岁就出道，在公司的管理下，将舞台视作自己“世界的全部”的孩子身上。

　　曾就职于韩国娱乐公司，并带过练习生的三尚传媒艺人总监张静谈道：“练习生的世界永远是相对单纯的，和学校、社会不一样。这些孩子没有经历正常人该有的成长过程，从小就是经纪人在帮助他们做所有事情，他们甚至没有太多和同学相处的经历，心理承受能力，根本抵不过出道后需要面对的风雨。”

　　某心理咨询机构的心理医生对偶像明星的心理状态进行了解读：“年少出道的人，对外界过度的关注，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导致他们抑郁和不安。这些本该在青少年时期就应从集体的纽带关系中获得安定感的孩子，还没来得及融入，就被动地成长为大人，这是强制性生长，会导致他们在强压下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同时他们缺乏与家人共处的时间，作为这种被剥夺感的补偿，他们将成功看得很重，一旦结果不理想，打击也将是加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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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暴力亟待整治

　　雪莉在2013年公开与年长其14岁的嘻哈歌手崔子的恋情后，相比从前更加释放自我，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对其过往“舞台上黑脸”“KTV骂人”“飙脏话”等行为的责难。

　　相比20年前，如今韩国的娱乐市场竞争无疑愈演愈烈。“发达的互联网技术，为艺人们提供了比20年前更多的展示平台，但不能否认，这是一把双刃剑，作为粉丝文化的‘病态’产物，键盘侠、网络暴力给艺人带来了很大的伤害。”谈到雪莉生前所遭遇的网络暴力，张静如是说。

　　雪莉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些为了倡导“no bra”运动而没有穿内衣的照片下面，现在还能看到大量性骚扰的恶性留言，在保守的韩国演艺界，敢于说出真实想法的雪莉，被视作“异端”。BBC发文评论雪莉的去世是“恶毒的粉丝文化”的恶果;华盛顿邮报写道：“如果她真的是自杀，那么经纪公司对于艺人精神健康支援的不足和部分苛责的粉丝给予明星的巨大压迫就是根源所在。”

　　据韩联社新闻报道，韩国国内网络名誉损毁案件的申告量在过去六年间增长了三倍之多，但这些案件大部分都因为追责困难而不了了之。

　　说到韩国的网络环境，司捷直言是一种“洪流无序”，他谈道：“虽然韩国是网络实名制，申请ID需要实名认证，但是ID的命名是不需要实名的。就算你找到了造谣诽谤的源头，会发现他们的用词是‘据说’‘据传’，这种表述很难追究责任。”

　　对于“键盘侠”，司捷也难掩深恶痛绝之情，“他们完全是按照自己主观的想法去幻想，去给一个人下定论，而且做这件事完全零成本。”某位韩国娱乐业内人士一语中的：“艺人因为收入偏高，有一部分人就会以收入来衡量，认为他们可以接受过度的恶评，将他们放到砧板上随意评判，这种意识是需要改变的。”

　　今年可谓韩国娱乐圈的多事之秋，YG娱乐公司旗下艺人李胜利涉性交易案、SM公司的东方神起前成员朴有天涉毒案件先后曝光，无疑严重损害了偶像艺人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就在雪莉去世后，对于其死因的无端猜测开始在网络上流传。对此司捷指出这是公众对娱乐圈和娱乐明星的偏见使然，“如果把娱乐明星换成一个体育明星，你会怎么想呢?”

　　司捷继续补充道：“涉及违法犯罪的行为更多要从艺人自身来找原因，公司管理上可能有漏洞，但绝不是主要原因，”他表示：“劣迹对偶像艺人来说是致命的，所以从练习生开始，直至出道以后，公司始终很看重对于旗下艺人的约束。”

　　谈及网络环境的改善，司捷显得有些无奈，他认为这个问题在当下“无解”，“这需要时间和过程，需要公众素质、网络平台、法规约束等各个方面的共同进步才能解决。同时从公司的角度来说，给旗下艺人提供健康的法律协助也是很重要的。”

　　在雪莉去世后，韩国已经有相关机构开始着手整治网络环境。10月25日，韩国国会科学技术信息通信委员会任职的朴善淑(音译)议员提交了一项内容为“互联网利用促进，及信息保护等相关法律部分改正法律案”的议案。提议给予相关机构对网络恶性留言进行管制和删除的权力。同日，韩国搜索门户网站DAUM也宣布将废除演艺新闻的留言功能，同时还将删除相关人物的搜索关键词。此次管制法规的促进和网络平台的功能改进，可谓迈出了抑制网络暴力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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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苛责

　　雪莉去世后，香港《南华早报》将雪莉形容为韩国的“女权斗士”，文章评论道：“雪莉作为一名女性，希望拥有自己的穿衣自由，但却与作为一个顶级明星所谓的端正形象产生了冲突，她在节目中直面对自己的批判，维护女性的权利，在过于保守的韩国社会中发出女权主义的声音，是少有的面对批判无所畏惧的女性艺人。”

　　雪莉的反抗，以及随之而来的恶评，恰恰反映出父权观念深重的韩国社会对于女性的苛责。巧合的是，今年在韩国大火，引发全民讨论的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就将女性在韩国社会中所遭遇的不公与偏见展现得细致入微。根据该片改编的同名电影也于上个月末在韩国上映。韩国总统文在寅曾推荐这本书，“希望1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不再让1992年生的金智英陷于绝望。”然而遗憾的是，雪莉最终还是成了另一个金智英，书中的金智英只是患上了心理疾病，而雪莉则献出了生命。

　　事实上，在韩国娱乐圈，对于女性的苛责更为严重。司捷就谈到在偶像艺人群体当中，“相比男艺人，女艺人更容易受到网络暴力的攻击。”韩国JTBC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在评论雪莉之死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百年前同样饱受舆论非议之苦的韩国首位女性小说家、诗人金明淳。上世纪20年代，相比她的作品，人们更加关心有关于她的传闻和臆测。她的妓生母亲遭到嘲弄，甚至韩国现代著名作家金东仁也在其创作的以金明淳为原型的小说《金研实传》中贬低女主人公是“贞操观念麻木、毫无羞耻之心的人”。

　　不堪忍受侮辱的金明淳曾经将诽谤自己的恶人告上法庭，但都无疾而终。她在诗作《遗言》中把自己生活的祖国比喻为“凶猛之地”。

　　D

　　“造星”体系缺乏人性化

　　提到“练习生”，会很自然地加上韩国的前缀。作为韩国三大K-POP娱乐公司，SM娱乐、JYP娱乐和YG娱乐创始人，李秀满、朴振英和杨贤硕都认为通过系统化的培养，偶像艺人是可以复制的，由此拉开了韩国偶像艺人培养体系逐渐向高度工业化迈进的序幕。

　　事实上，韩国的娱乐造星体系内的竞争压力，存在于任何行业，只不过它相对更为残酷。目前在中国培养练习生的司捷指出韩国娱乐公司普遍存在的问题：“韩国练习生体系不够人性化，完全固守自上而下的企业文化，上层的决定，下层必须执行，缺乏沟通，我们在国内培养练习生也着重改良了这一方面。”

　　韩国某知名策划公司的理事就认为SM对于雪莉之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经历了一次悲痛(钟铉自杀)的SM，对已经出现心理问题征兆的雪莉应该更为关照才对，再怎么说让她参加《恶评之夜》这档节目还是有些危险的做法吧。”

　　就在前几年，很多业内人士认为偶像艺人自杀是个人问题，但最近随着“创造101”等选秀节目的层出不穷，年少成名的艺人越来越多，认为娱乐公司需要对艺人的心理健康担起责任的声音越发高涨。

　　2017年12月钟铉去世后，韩国几家大型娱乐公司曾牵头准备应对方案。他们与大学医院展开合作。后者设立精神咨询项目，为艺人提供心理咨询。但因为艺人的活动日程太多，与医生的时间很难配合，所以并没有获得很好的效果。

　　与此同时，现在已经有娱乐公司开始引入心理咨询的专业人士，某娱乐公司的副社长就表示：“最近聘请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接受艺人的自愿性咨询。虽然公司方面只会一味地督促练习生和艺人，但是咨询师会和他们有充分的共鸣，并给予安慰，反馈还不错。”

　　专业心理医生也提出，对艺人身边的经纪人和工作人员，家人的精神健康认知教育，高危群体的预防和早期发现同样重要。作为娱乐公司的CEO，司捷也认为，一定要让艺人感受到公司与他们是站在一起的，“绝不能让他们感到孤立无援。”

　　从“练习生”到“全民偶像”

　　SM娱乐作为韩国首家音乐公司于1995年正式创立，转年推出了韩国首个基于K-POP组合模式化运作的偶像男团H.O.T，而在随后的两年间，YG娱乐和JYP娱乐先后成立。

　　韩国三大K-POP娱乐公司的垂直一体化艺人管理体系一般由选拔、培训、制作、管理四个部分组成。练习生的压力来自于“培训”环节，而已经出道的偶像艺人也依然要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

　　选拔

　　选拔就是定期举办的选秀活动，为公司筛选有潜力的新人。能够通过公开选拔成为正式练习生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每年全球范围内有超过30万人参加SM娱乐选秀活动，目前累计参加人数超过了450万。选拔流程是非常残酷且严格的，在每年30万参选人员中只有不超过10个人有机会进入SM娱乐。像后来作为Super Junior成员出道的韩庚就是在入围比率3000:1的竞争中被SM选中的。

　　签约

　　据张静介绍，被选中的练习生都会和公司签约，“培训阶段，练习生是不需要向公司支付费用的，吃住、上课，甚至是看病的费用都是由公司来承担。”练习生们所要承受的压力，基本都来自繁重的训练课程和为了少数的出道机会而产生的激烈竞争。

　　训练

　　三大公司都为练习生制定了严格的作息制度和训练计划，不仅要加强声乐、舞蹈方面的训练，还要按照公司打造完美明星的目标，接受演技、外语、说话艺术、礼仪、自我管理等全方位培训。三大公司旗下每个组合出道前针对每个成员的总投资额都超过百万人民币。

　　测试

　　三大公司每周都会安排各种技能测评，将最有可能出道的练习生编成一个组合一起练习，再从中选择适合的成员最终出道。练习生在出道前一般要进行五年左右的训练，有人甚至训练长达10年。这一方面十分考验练习生的耐力和信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韩国娱乐公司对艺人出道标准之严苛。

　　比例

　　从出道比例来看，SM娱乐的练习生数量常年保持在150人左右，但每年出道的艺人仅有十几人。举例来说，红遍亚洲的男团东方神起和Super Junior组合成员基本都属于同期生，当时有大约30个练习生一起培训竞争，最终只有两个组合的18个人出道。

　　出路

　　“违约”转投小公司

　　然而也有很多练习生坚持不下来，张静表示：“在培训阶段的淘汰率会超过一半，一些练习了七八年，岁数越来越大的练习生有两条路可以选，一个是彻底放弃，一个是选择转到规模小一些的公司，一般大公司的练习生，基本功还是不错的，小公司也愿意要，而且小公司相对更容易出道。但这两个选择都涉及‘违约’的问题，公司有可能需要你支付一笔赔偿金，但也可能不用，这都要看个人与公司商谈的结果了。”

　　出道即要“还钱”

　　而对于出道后的偶像艺人，压力并没有减轻，他们在出道后所面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还钱”给公司。张静认为这可能也是所谓“公司压榨艺人”的一种体现：“当时我们公司每个月还会给练习生20万(韩元)零花钱，但这并不是练习生的收入，是需要记账偿还的。公司需要你出道后平账，之后艺人才能赚钱，即便是像Super Junior，出道头两年都是很穷的，因为他们需要先还账。而像练习生阶段接通告的收入也基本都会抵账。”

　　撰文/sona

　　资料参考：《韩娱经济学》王丛著，2015年出版